勞改營中
天主兒女的「愛情故事」
Theresa Marie Moreau 作
黃崇文 譯
「洪流不能熄滅愛情，江河不能將它沖去」（雅歌八：7）
何若瑟彎著腰，面向著躺在手術床上已經麻醉了的病人。病人的肚皮向上，在那深紅色劃開的肚子皺起的肌肉上，挾著一把止血鉗子。
一九六○年七月四日夜晚，何若瑟被叫去作急救手術。他是一位傑出的外科醫生，僅二十五歲，在中國南部一家地區醫院工作。這是他在那醫院的最後一晚，但他自己一無所知。
他正好找出病人腸子裡的病源，準備切除這段危急生命的腸節時，聽到在他後面那二樓手術室的門砰地被猛推開。
「停下手術」。醫院主管下令，在他後面跟著兩名公安局的便衣警察。
若瑟，手握著手術刀，被這突如其來的干擾，愣了一下，下了手術台。
「脫下你的白袍，跟那倆人到公安局去」。主管用命令的口氣說。若瑟無可奈何，只得把病人交給他的一級、二級助手，他們倉促地接受這任務，立刻打電話呼求
後備手術醫生來接應這手術。若瑟放下他的手術用具。當他解下面罩，脫去血淋淋的手套和白袍時，這倆位公安局幹部立刻將他的手臂折向背後，扣上反銬，將他帶
走。
不一會，吉普車載他到公安局，站在倆個審訊員面前。「我們現在在哪裡？」其中一位問他。
「在公安局」。若瑟回答。
「我們在裡做什麼？」他們問。
「逮捕人」。他回答。
「不，我們逮捕反革命份子，你是反革命份子」。他們說。若瑟是一位忠於教宗的羅馬天主教徒。這個宗教一直以來在中國共產黨政權下是非法的，黨員必需是無
神論者。任何效忠教宗的羅馬天主教徒都被認為是反革命份子──反對人民的革命。因此，他們是人民的敵人，黨的敵人，毛澤東的敵人，國家的敵人。
他們把一張拘留證放在他面前，命他簽字，若瑟拒簽，他們一再迫使他簽，不厭其煩的騷擾後，暫時把他送到省第三監獄。在那裡，他被全身搜查，當局沒收了他
的眼鏡、鞋子、皮帶，幾乎什麼都搜走，把他帶到牢房，那是一間九英尺寬、九英尺長的監房。裡面已經擠滿了十多人，他同這些難處的人擠在一起約一個月。
監房裡沒有廁所，只有在房角處放一個木桶作大小便之用，沒有人清洗，囚犯身上長滿了蝨子。門上有一小孔，獄警隨時監視囚犯的舉動。沒有床板，只有水泥地；沒有床墊，只有一張被單舖下；沒有暖氣，只有偶而吹來一陣風；一日兩餐，吃的是發霉的定量米飯。
一九六○年在中國的大飢荒（1959-1961）時期，定量極微，人人瀕臨死亡邊緣，計估有兩千萬到四千三百萬人餓死。
若瑟，如同常人一樣挨著餓，尤其被迫整日坐在水泥地上，反省他反對人民政府的天主教「罪行」。夜晚，餓得難以入眠，擠在囚犯中間，難以翻身，有一次晚上剛閉上眼睛，就被牢門鑰匙的玎璫聲弄醒了。
「十八號，出來，跟我走」，監獄主管叫他的番號（監獄裡是不准叫名字的）。若瑟掙扎著站起來，蹣跚地走到審訊室。在那裡刺眼的燈光，直照他的眼睛，在強
烈的燈光下站立幾個小時，躲在暗處的審訊員連續不斷地問同樣的問題，祕書以筆記錄，在寂靜中能聽到的只是筆和紙的磨擦聲。若瑟拒絕回答。
那幹部要給他一點厲害看看逼供他。在若瑟腳上銬上十磅重的腳鐐，緊箍著法國手銬，由于箍得太緊，他感到手腕血液循環都要停止了。更其甚，其中一位虐待似狂的幹部繞了一根繩子在手銬上，往上吊拉，酷刑使若望手臂形成「噴射機」的姿式。蚊子嗡嗡繞著他，虰他，他動彈不得。
「我們不折磨你」，一邊嘲笑的說，一邊刮他的耳光。
「是的，我們不折磨囚犯」，另一個譏笑的打他。
由於他的抗拒回答，若瑟被押到不同的牢房，單獨禁閉八個月，他的手臂反銬六個月，只有伏在地上吃，他必須解手時，由其它囚犯幫他解大小便。這種酷刑，極不人道。
終于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他的牢門打開了。
「十八號，出來！跟他走。」有一個若瑟從未見過的人說。
「站在那裡」。另一個陌生人說並打開一個小公事包，抽出一張紙，宣讀：「我宣佈何若瑟的判決。何若瑟，廣東人，學生，醫院醫生，二十六歲。是一個現行反革命份子，但沒有作案。因此，根據通過勞動改造的部門決定，判你三年勞動教養。如要申訴，三天內提出」。
「給我那張判決書，你有什麼事實判我勞動教養」。若瑟說。
那人把判決書塞進公事包離去了，只有三天時間可以申訴，若瑟沒有筆，也沒有紙。就這樣，沒經審判，沒有法官，沒有陪審團，沒有律師。他的特殊反革命罪名是民事案件，不是刑事案件。他的案子和判決是由地區醫院行政部門的黨員公安幹部和勞動教養所決定的。
兩天後，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若瑟和另兩個犯人離開了省第三監獄。兩名配鎗押送的公安幹部在公車上和一路上揚言要鎗斃這三個滿面鬍鬚，半裸，皮包骨頭，半死不活的三名囚犯，最後迫使他們步行到城外幾里路無人知的勞動教養農場。
幾個月來，若瑟在田野播種，收割。後又派往森林砍樹和搬運，酷暑，下雨，寒冷，下雪，他都赤著腳勞動，他的鞋子在逮捕那晚沒收後，一直沒鞋穿。
之後，他又被派到煤礦勞動，在他第一天下坑前幾分鐘，一陣爆炸聲，從坑口冒出土灰和濃煙，坑下沒有安全預防措施，四十多名勞教人員死在坑內。總之，在共產黨員眼中，他們是犯罪份子而已，事出于一根吊線的燈泡掉地破碎，火花引起煤氣爆炸。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日，一名幹部，嚴肅又鎮定地對若瑟說：「你的勞教期滿，但你必須留場，你到別的場去，做一名留場就業人員。別想再回到以前工作的地區醫院。」
若瑟自一九六○年七月四日失去自由，為什麼？他是一位不脫離教宗的天主教徒。
當一名留場就業人員好的一面是可以有機會請假探親。一九六五年，他獲得批准回滬探親。十一月份的一天，他乘上火車，三天的路程，由大陸西南部回到他的故
里，長江的入海處，國際都市大上海。他一到那裡，立刻面對另一個壓力，他必須到派出所報到，呈上他的探親許可證，證上如此寫：何若瑟，反革命份子，准于上
海探親兩週，須向派出所報到，接受群眾監督。
不多時，居民委員會的人來到何家，告誡何若瑟在假期內怎樣接受群眾監督。他們告誡他說：「假期內，不准有反政府、反黨言行，必須服從假期規則，同時匯報每日所行，按期歸回」。
共產黨在中國內的基層組織制度，無論男女老幼都有基層單位，每人都得學習共產主義理論，基層組織存在的理由就是專制和控制。共產黨根本就是控制人的畸形
團體，基層單位的原則就是拼命打小報告，報告他人的思想、言語和不利于政府的行為，對他們來說，父、母、兄弟、姊妹、丈夫、妻子都不算什麼，只有政府是最
重要的。
對若瑟來說，這種基層單位制度，不僅使他生活艱難，要找個對象簡直不可能。他長得英俊又聰明，很多女性對他有好感，但他總認為有個女朋友危險性太大，必須找一位信得過的女子，不會匯報他的宗教信仰。他自忖一定要找一位天主教女子，可以信託自己的信仰和生活。
在探親期間，若瑟去了一趟他在上海最喜歡的地方之一，中國古典文學書局。劉覽著灰塵覆蓋的書架上排列的書和桌子上到處散放著的各科書籍。
在另一邊，他的小弟文生低聲地說：「那位小姐是麥克的未婚妻，瑪德蓮」。他的手指指著距離他們十五～二十英呎外站著的兩位青年女子。
若瑟略瞄了一下，那位女子見到文生，向他打個招呼，另一位女子，文生不認識。若瑟卻表現沒多大興趣，禮貌上點頭回禮，不在意地回頭翻閱書本，他甚至未注意他們什麼時候離去。買了一本古詩和一本書法回了家。
兩天後，麥克對若瑟說：那天你見到我的未婚妻瑪德蓮，另位女子是凱玲，她是個好女孩，信德堅強，曾參加聖母軍，七年前被逮捕，現在她有十天探親假回滬，假如你要保持信仰，也喜歡她，你可給她寫信，她是很好女孩。
「我需要一個女朋友，是的，我會寫信給她」。
那時三十二歲的凱玲已經回到她浙江省金華市郊，一個對外不公開的勞改營，她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第一次逮捕，那悲慘的一夜，成百位神職、教友被圍捕。她
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被釋放，兩年後，一九五八年，恰恰又是十月十日再次逮捕，以同樣罪名，參加了天主教組織聖母軍。七年後，一九六五年十月九日刑滿，像
若瑟一樣，成了留場刑滿就業人員。那次，她到上海是她第一次探親假。
凱玲在勞改營收到第一封信，並回信到若瑟的勞教所，然而，若瑟仍在上海，他設法想留下來，但總該有個辦法。喔！有了，他父親的表弟的危機成了若瑟的轉
機，那位親戚患上開放性肺結核，他從醫院得到一張病情證明。若瑟上門探訪，懇求說：「請幫助我，我想留在上海。」他親戚給了他那份病情證明，若瑟欣喜若
狂，他要做的是消除他親戚的名字，填上自己的名字。在當時大陸的情況是辦不到的，因此連最普通的化學品不容易弄到手，但以他的化學知識，他辦到了。他以半
透明紙、針、墨水，他複製官方印章蓋在他剛才調換的照片上。他的希望成功了。
他極需要這張留在上海的許可證，在他離家到派出之前，心裡默禱：「聖母呀！幫我度過這個難關」。
「你為什麼到這裡來？」公安局人員問他。
「我患肺結核，需要治療」。若瑟答。
「你有醫院出的證明嗎？」
「是，我有，我已經看過一次病」。
「給我」。若瑟便把醫院證明交他。他看了一下，站起來，到櫃台前，打開抽屜，取出放大鏡，那時，若瑟心中默禱：「天主，可憐我，聖母，救救我」。
那官員坐下來，彎腰向前，用放大鏡貼近眼睛，正要檢視這張證明時。
「噯唷，我的肚子」，若瑟假裝肚子疼，彎著腰，抱著肚子呻吟。
「怎麼啦？」
「不知道，只是很痛」。
官員覺得煩燥，砰一聲拍了桌子，簽了字，說：「拿走，出去。三個月後，你必須離開上海」。
若瑟可以呆在上海三個月，那天，他回到家時，那監督他的居民委員會在他家，不知道為什麼他還未回歸。他們擔心這種反革命份子留在這裡不安全，若瑟向這些傢伙揮示了那張許可證。
他們氣沖沖地警告他：「你不可以外出，如果你要到那裡去，必須向我們報告」。
就此，若瑟留在上海，有時間寫信給凱玲，她也回信給他。由于一些勞改營出入的信件均由幹部檢查，倆人只能談些表面的事，他們也交換了照片。
一九六六年八月，若瑟還在上海時，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這場中共高層權力的生死鬥爭迅速漫延全國。那時毛要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拉下。因劉公開批評毛對中國大飢荒要負責激怒了毛，毛秘密策劃糾合了中國
的青年，組成紅衛兵反對劉少奇。紅衛兵的任務是，高舉毛為人民的救星，把他神化，除掉所有不支持毛和追隨毛的革命者。毛的任何一句話都是聖旨。
一九六六年九月，在毛遣送紅衛兵出發後一個月，若瑟和全家人聽到有人砰擊前門，但不敢開門。一群臂繫紅袖章的男女青年破門而入。一進門，六十多個憤怒的
青年搜尋財寶，如珠寶和錢幣。搗毀所有代表「四舊」的東西包括舊傳統、舊思想、舊文化、習慣，把凱玲寄來的信件和照片也毀了。
何氏兄弟六人，還有他們五十六歲的媽媽瑪麗，保祿三十三歲，若瑟三十一歲；湯尼二十九歲，麥克二十七歲，勞倫二十五歲和文生二十二歲。若瑟五十八歲的老爸早於一九五四年也因天主教關係送到勞改隊，直到一九七八年才釋放。
一個月之內，若瑟的母親和弟弟被釋放。若瑟回到他大陸西南部留場就業的地方，繼續和凱玲通信。他寫道：「我希望我們能繼續約會」。但他沒接到回信。他又寫了一封，沒回再寫，再寫。
過了一年，他仍然無凱玲的回音。他自忖他們之間的關係可能絕望了。他在揣測，也許她轉到別的勞改營。或許她變了心，他不知道她的命運，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每個人的命運都繫在人民政府反覆無常變化的政策上，每個中國人都生活在難以預測的赤色恐怖中。
他不知道為什麼她不回信，他繼續再寫，仍然無回音。他再試一次，一次，又一次。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了，他從未收到她的一言半字。他覺得已毫無希望了，
三年內寄了二十多封信，一直沒收到回音，但是，他仍然想念著她，同一信仰，同一困難處境。雙方都想建立一個天主教家庭，但兩人都被定為反革命份子。
他每晚睡前心裡祈禱。假如天主願意我娶凱玲，祂定會恩賜我們一個天主教家庭，我多麼希望有一個天主教家庭。勞改營的集體生活是一個小組擠在同一房間。所以他的祈禱只能是內心的。
一九六九年的一天，一位幹部到勞教營的醫院看病，這位幹部是外地，問他：「你有朋友在浙江省嗎？」若瑟想了一陣子，回答說：沒有，我沒有朋友在那裡。幹
部走了，若瑟再三思索這句話，他要找出這句話的原因。若瑟開始疑心起來，這句問話使他擔心，為什麼這幹部突然問這問題？可能有什麼他們正在調查的案子牽連
著自己。肯定有什麼困難，他考慮來考慮去。
最後，他想起。喔，凱玲在那個省，凱玲在金華市郊，這是為什麼他問我這個問題，可能她回信給我，從一九六六年到如今一九六九年，幹部拆查了信件不給我。
若瑟要想個辦法繞過專政機關，給凱玲通信，不經過勞改營的檢查和干擾。在勞改營，所有寄出信件都被幹部拆閱才決定是否准許送出，同樣勞改營收到的信件被拆閱，決定要否交給收信人。
若瑟知道，他必須要在勞改營外找人幫助寄信出去。好幸運，他在醫院工作，他不僅為犯人，也為留場就業人員，幹部和他們的家屬治病，附近的農民、工人也到他那裡看病，因為周圍無其它醫院。
一九六九年春天，他大膽地向一位來看病的農民說：你能否幫我寄一封信給我的未婚妻，叫她回信給你。「好，我可以冒這個風險」那位農民說。那確是一個風險。如果被發現，這位農民為兩名反革命份子私通信件會遭極大麻煩，情節嚴重，可能逮捕。
最終凱玲收到了信，若瑟很快收到回信，他們的關係接通了，就決定要結婚。
一九六九年夏天，若瑟開始申請假期，准他回上海結婚。他們告訴他：「你不准去，你不可以結婚。」「為什麼我不可以結婚？」「因為一九六五年我們給你兩個星期探親假，你不回來，是紅衛兵在一九六一年押你回來。我們不信任你，我們不准你回上海結婚。」
若瑟二次，三次，四次，五次申請，都是同樣的答覆，不准。他想出了一個主意，給他們玩「硬」的。「假如你們不讓我回上海結婚，我拒絕在醫院工作，我寧可在農田勞動」。這是一個很好的策略，他知道這醫院非他不可。
壓力起了作用，他們須要一名好醫生，一名從醫學院畢業的醫生。勞改營的幹部醫生大多是受過短期訓練，沒受過正規培養，還有一些「赤腳醫生」，是一些青年在農村學了點醫學知識，如量血壓、量體溫。他們至多作為一位護士的助手，連護士的資格也沒有。
「好吧，我們准你回上海兩個星期，但是你必需寫一張保證書，保證你如期回來」。「好的，我會寫下保證書，我會如期回來」。
凱玲也向勞改營就業單位幹部申請准于回上海結婚。得到了批准。兩位未婚夫婦商訂了一個好日子──一九六九年的十二月八日星期一，是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瞻禮。
若瑟輕快地登上火車向東去，經過三天的車程，於十二月六日到達上海，焦急地等待新娘的來到。十二月八日那天，凱玲的姐姐接到一份電報說，幹部突然改變了主恴。凱玲寫道：「我不能回上海，我們必需在勞改幹部監視下結婚」。
若瑟沒有選擇的餘地，他於十二月九日半夜乘公車到北站搭上蒸汽火車，六個小時的旅程，十二月十日黎明之前，他到了一個勞改營的附近的小站，他很孤單，只
有幾個人下車，他走上去問：「請問婦女勞改營在那裡？」有一個指著說：「走這條路，約有十英里就到」。由於寒冬夜長日短，天空仍是黑暗一片，空氣特別冷，
刺骨的寒風吹透他淡褐色、襤褸沾污的毛澤東式的棉襖棉褲，他那雙橡膠底膠在那冰冷的泥巴路上無法保暖。
他隨身帶著一些東西，牙刷，梳子，刮鬍刀，一雙襪子，包在布包裡，若瑟很窮，他自己就是凱玲的唯一結婚禮，他雖是一位第三代的醫生，也沒有錢，他的家也沒有錢，他所有的一切都被政府拿去給「人民」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共產黨洗劫了他們的家，也沒收了他們的房子。
大約走了三十分鐘，他看到一個人影，有人往他這邊走過來，他走向對方問路：「對不起，女勞改農場在那裡？」
「你是若瑟嗎？」「是的」。「我是凱玲」。她興奮地說。那是第一次雙方聽到對方的聲音。他們互相走向對方，若瑟握著凱玲的手，又高興，又興奮。天雖黑，仍互相看得見。
「她很美」。若瑟心裡想。「溫柔又體貼」。
「他穿得這麼寒酸」。凱玲想。「生產隊每一個人都會看到他穿得這麼差勁」。
「我的幹部許可我到火車站接你」。她說。他們倆手牽手走著，凱玲很快就忘記若瑟的衣著。他們說著，說著，談到他們的信德，他們的未來，談到教會，談到共
產黨。關於共產黨，雖然強悍，存在著兩千年的天主教教會更加久，超過毛。大家見到希特勒、史達林和列寧都死了。走著，走著，到了勞改營的總部，若瑟必須向
領導辦理到訪登記手續。
「你有許可證到這裡來嗎？」幹部問他。若瑟遞給他那份請假證明。「何若瑟，反革命份子，准兩星期回滬辦理婚事，屆時，必須向派出所報到，受群眾監督，必須按期歸隊」。
那幹部讀到了他的身份，「反革命份子」，開始猶豫，注視一下若瑟，准結婚，還是不准結婚。他走進裡面辦公室，提起電話，向上級請示。
「一定有麻煩了」，凱玲低聲喃喃說：「祈禱，求進教之佑幫助我們通過這一關」。假如若瑟不能在此登記探訪，他們就不能結婚。正當若瑟默默地祈求進教之佑幫助他們成立家庭求畢之時，幹部回來了。
「既然我們叫你到這裡來結婚，我們准你住一個星期。我們會給你們一間房間住」。幹部告訴他們。
「我們可以到村裡登記結婚嗎？」「可以」。
若瑟在走向他們新房時，低聲對凱玲說：「天一亮時，我們第一件事就是在他們改變主意前，趕緊到婚姻登記處正式辦理結婚手續」。
他們到達蜜月新房，這是一間空洞洞小房間，牆上除了一幅毛的畫，旁邊有三張忠忠忠的標語。「忠於毛澤東」。「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天一亮，他們走了幾哩路到了附近村莊，當時民間婚禮就是倆人穿著毛裝衣褲，沒有交換戒指，沒有宣告新郎新娘，沒有接吻，沒有花，沒有跳舞，為了證明此婚姻，他們領到一張結婚證書，上面印著毛的像在對他們微笑。
上主是他們的證婚人。他們想找一家照相館拍一張照片作今天的紀念。但他們在這村莊找不到。慶祝喜宴，他們找到一家露天的麵攤，沒有窗，沒有門，只有幾張
搖搖晃晃的桌子。主廚站在角落的火爐旁，只有麵類可以點，陽春麵裡點上幾點醬油和菜油，那時，什麼都是配給的，物資缺乏，他們付了錢和糧票，享受他們的麵
條喜宴。
回到他們的安樂窩，他們必須做一個床，就出外撿一些磚塊，還要得到批准才能使用，只找到一塊木板擺在磚塊上作床，凱玲走了五分鐘，到她宿舍取回張褥墊。
室內很冷，沒暖氣，沒有水。只有那張毛像！這在任何情況下不能移動的，人人都聽說有對毛像不敬而處決的，凱玲借來了蚊帳掛在牆上，遮住著毛的臉，兩人都笑了。
安頓好一切，若瑟第一次親吻了凱玲，那夜，他們同房無花燭。「我是多麼幸運，上主給我這禮物，這個天使」。若瑟這樣想的。婚後次日，若瑟的弟弟麥克到了
勞改營，帶來新衣服給若瑟，更有一些食品給新婚夫婦。另外有一個簡便的照相機，這是一位由高棉到中國來的人，因急需錢而賣給麥克。
首先麥克必須出示文件，向勞改幹部登記。「你有證明嗎？」幹部問。「是的，我是一名工人，我有工作證」。「喔，你是工人，很好」。幹部說。他很高興有一
位無產階級工人來訪。「你可在這裡過夜，我要告訴你，你的嫂子不好，她不靠攏政府，不好」。「為什麼呀？」「她從不向政府匯報別人，也從不揭發別人」。麥
克想，那很好。同時對幹部說：「我會教育她怎樣靠攏政府」。
麥克離開之前，轉問幹部：「我能在裡為他們倆個拍照嗎？」「不，你絕不可在勞改場所拍照，那是不允許的」。「好吧，我不拍照」。
翌日，若瑟，凱玲和麥克走向火車站時，經過一個小山坡，他們發現周圍無人，偷拍了三張照片。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若瑟必須回大陸另一邊的勞改營，凱玲的農場幹部准她送行到火車站。然後，她必須回去勞動，別無選擇。
若瑟還未離開已有失落感，好像已經失去了凱玲。他不知何時才能與她重逢，何時才能共組家庭。他猜想，大概最多六個月吧，他是這樣希望的。
走到了小站，他哭了，她也哭了，他們手拉手，互相擦拭對方的眼淚。若瑟上了火車，互相注視著對方，直到再也看不見了。他們不知道，此生是否能再見面。
六個月過去了。自從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他極不願意登上火車，離開東部的女勞改營，回到西南部的勞改營。從此，他再也見不到新娘凱玲，他們只度一個星期的婚姻生活，若瑟就向領導申請探望她。沒有回音。
又六個月，若瑟第二次申請，那時離別凱玲已一年了，又無回音。繼續申請，二年過去了，三年過去了，都不理睬。三年以來，若瑟和凱玲沒有相見，他的勞改營
不准他到女方的勞改營去。女方的勞改營也不准她去見他，他們唯一的通訊即是信件。這些寄出的信件都經勞改營幹部檢查，很難表達一下羅曼蒂克。
最後，若瑟找勞改營領導談話。他說，我們的婚姻算什麼？我們結婚三年，卻不能相見，這不是婚姻，我們要住在一起，像一對夫妻。若瑟要求調到女方的勞改營去，他們的回答是：「我們需要你，你不能走」。
他去見勞改營的第二把手，副場長，李ÍÍ。他是個比較開通的幹部。一般勞改幹部都是職業革命份子，步兵出身，教育程度很低，只能戰場，城市農村，勞改單位施行些權力。
「假如我不能調過去，為何不能把她調來」。若瑟問。「這是不可能的，從來沒有這種調動」。李這樣回答。「不過我可試一下幫助你得到批准，把她從那裡調到這裡。我會送一張公文過去」。
李遵守了他的諾言，寄了一份公文直接給凱玲單位的上級領導。但無回文。再送一份，仍無回文。這時，若瑟和凱玲見面以來將近四年了，李告訴若瑟可能沒有希望了。
「拜託你再試一次好嗎？」「好的，再試一次，我會盡力」。
這第三次，凱玲的上級領導來回文了。他們回答：「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若瑟被通知到辦公室。他一進門，看見了凱玲高興地微笑著。腳邊有一些行李，他們上次見面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七日。
他們的第一個家庭是一個單人房間，無暖氣，無水。泥土地，四邊是泥牆，也沒有屋頂。聖誕夜他們蜷伏在一起。夢幻般地望著夜空，遼望著星星，在長空中由東往西閃過，凱玲說：「啊！這是真正的聖誕節，我們就在馬槽裡」。
凱玲起先是調在農田勞動，翌年春，她被調到製茶廠，在那裡，她坐在火爐大鍋前烤乾茶葉。
大陸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宣佈了開放政策。就此，中國開放與世界各國貿易。英文老師變得很吃香，雖然英文在全球商業世界是很普遍的語言，
很少中國人懂英文，以前中共和蘇共來往時，學校曾學俄文。凱玲曾在天主教學校受教育，屬於懂英文的人之一，上級調凱玲從茶廠轉到學校，她在勞改幹部子弟學
校教英文。
若瑟在白天繼續在勞改營醫院工作，隊長是若瑟的廣東同鄉,免了他每夜的學習。准他開診所，為那些白天勞動無法來看病者，晚上能來看病。這樣，若瑟逃避了每晚兩小時的洗腦。當然，醫生需要助手，他獲得批准，凱玲下課後幫他配藥。
下班後，他們進入自己的洞房，關著者門，可以與外界隔絕，度秘密的信仰生活──祈禱。在那環境中，他們必須秘密地保持信仰。若瑟從小受洗，幼年時在上海
市聖心學校就讀。一、二年級時死記硬背過一些古文經文，現在他可教凱玲。凱玲是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由沈士賢神父受了洗，皈依天主教，沈神父是當時青年非
常愛戴的神父，他和莫克勤神父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七日同時逮捕，一九五三年監禁時，死于上海提藍橋監獄。
晚禱後，若瑟和凱玲躺在床上討論他們的案件，凱玲是因為參加聖母被逮捕，聖母軍是天主教內一個平信徒組織。由莫克勤神父帶頭發展起來，全國各地有成千名
團員，當共產黨勒令他們退團與教宗斷絕關係時，他們拒絕服從。他們也不參加自養、自治、自傳的三自革新運動，老毛發現革新教會不被接受，而羅馬天主教會不
僅存在，而且很活躍地發展，這可惹惱了他，於是派遣密探深入教會找根源，找出了活躍的聖母軍，就將它定為一號敵人，命令他們向政府表示退團，幾乎很少人向
政府登記，凱玲也拒絕登記退團，就以反革命名義逮捕，意思是對抗和反對革命。她變成了政治犯，案件很難翻案。
若瑟的案情不一樣，雖然他被控告參加聖母軍，然而他沒有參加，也沒有一點證據他是聖母軍，在審訊期間，他們也沒有找到他有實際的「反革命活動」。他和凱玲認為他沒有判決書，可能有平反的機會，他必須提出申請，但不能在勞改營做，他必須等到探親假時辦這事。
首先，他要知道自己被控告的罪證前，他必須要找出他的祕密檔案，在中國，所有祕密檔案，包括共產黨員的檔案都鎖在公安局的保管箱內，決不讓被告者看到。甚至黨員也無法弄到手，對若瑟來說，這是更困難了。若瑟只得請求幹部朋友幫忙了。
「李場長，我已經在勞改營十三年了，他們控告我是現行反革命，但我從未收到判決書，他們判我三年勞動教養，但從來不讓我知道我做錯了什麼」。若瑟告訴李場長。
在中共大陸，有兩種類型的反革命，一種稱為歷史反革命，即在共黨執政之前，曾為前政府工作過的人；另一種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共產黨執政後有反革命活動的人，被稱為現行反革命。若瑟被控告為後者。
李場長說，我不清楚你的案情，我可以讓你看你的檔案，任何人都不能看自己的檔案，共產黨員也不行。但是你為我是特殊的，因為你救了我的女兒。李的獨生女
幼年時患上非常嚴重的腸胃炎，若瑟治好了她，李的妻子是會計師，在勞改營裡擔任了頗具重要的職位。她可接觸到大部份人不能接觸的文件，她能抽出若瑟秘密檔
案。
李又說：「我會幫助你，我知道你不是壞人，明天到我家，假裝為我女兒看病，我會帶來你的檔案。你只能在我家裡看，你不能對任何人說此事。否則，被人發覺，我有麻煩，你有麻煩，我們倆都會有麻煩」。
次日，若瑟來到李家，他一坐下，第一次見到自己的檔案，檔案夾內滿是紙張，約有三吋厚，他只能有一小時時間閱讀和消化整個內容，他一開始看，心中起一層
痛苦。他的聖芳濟中學的高中同班同學，一個聖若瑟堂口的風琴手，揭發他常去上海基督君王堂，但沒有事實。他繼續讀下去，他在醫學院的好朋友，控告他在一九
五五年毛發起的反胡風運動中，他沒有隨著反對那些知識份子，也沒有實據。另一件，他的表兄弟匯報若瑟的家是極端反動天主教家庭，因為他們是羅馬天主教徒。
（不屬于革新教會）。仍然，莫須有的罪名。另有，他父親，老若瑟是一個第二代醫生，幫助了一位鄰居一位比利時神父，以反革命罪逮捕。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
五日聖母領報日，比利時神父逮捕時，他父親也被捕，但不久，父被釋放了。然而一九五四年八月九日他父親又被逮捕，被控告是國民黨蔣介石的特務，是完全虛構
的罪名，人身攻擊。無任何實據，他繼續讀下去。
若瑟的祖父，何保祿，是上海的名醫，他為天主教會的孤兒院和療養院做許多義務工作，一九二○得聖沙維斯特頒賜給他教廷爵士爵位。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後，在天主教會內發起的「三自革新運動」，何保祿身為教會內的名人，拒絕參加革新教會，曾在公安局拘留三天。何保祿答應合作後才被釋放。他策劃逃到
葡萄牙殖民地澳門。這些事向若瑟控罪，掛不上鈎。
若瑟繼續閱讀，一九五一年若瑟的母親說：「國家把糧食送往蘇聯換武器」，受到警告處分。這也不可作為控告若瑟的罪名。事情是這樣的。若瑟的母親帶了許多
禮物和食品拜訪從小照顧她的老奶媽。老奶媽說：「為什麼這麼難買到糧食，有錢買不到吃的，到商店裡去，架子上是空空的，什麼也沒有。」母親就說了這句話：
「國家把糧食送往蘇聯換武器」。事實是這樣，但是不能說。兩天後，一名女幹部來到家，命媽媽到公共局。他們罵她是反革命份子，造謠破壞。並警告說：這是第
一次，下次再犯就逮捕妳。母親不知誰檢舉了她，老奶媽不會做這事。事隔二十年之後，若瑟才發現是老奶媽的七歲孫女聽到她們的談話，這小女孩就報告政治老
師，由她轉報給公安局。若瑟的母親記得那小女孩帶著紅領巾，她是少年先鋒隊員政治覺悟特別敏銳，這些孩子經過洗腦後要匯報所有的「壞人壞事」，不管是父母
或是兄弟姊妹。
若瑟閱讀完了整個檔案，卻見不到具體的罪證，他要寫材料申請平反他的案子。他要找機會離開這勞改營才能寄上申請書。
有時候，勞改營醫院需要若瑟轉送病人，到他曾工作的地區醫院。原因是大陸有腐敗的情形，假如沒有賄賂，醫院不接受，若瑟在逮捕前頗受收錄門口管理員的尊
敬，他送去的病人一般就不需要賄賂就可入院，勞改營經常派若瑟陪伴病人去辦入院手續。這種差遣給他一個機會去遞送和親自交上他的申請書到有關部門。
但是沒有結果，沒有消息。數年過去了。從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他送出了一打以上的申請書，從來沒有什麼回音。
天主是美好的，在那期間，若瑟和凱玲於一九七五年二月生了一個男嬰，他也取名為若瑟，同時，若瑟的前景有了轉機。一位以前地區醫院的同學建議他應和黨內
接受申請的特殊人物談話，若瑟就求他助一臂之力。他說：「你的案件很難打開，因為所有逮捕都由市公安局主管掌管。只有他能打開你的案件，只有他有鑰匙開啟
你的檔案，我們不能違背他的做法，假如我們糾正你的案件，就表示他做的錯了。又因為他有權力逮捕人，假如我們違背他，他可以找麻煩和逮捕人」。
然而凱玲和若瑟不放棄希望，他們繼續不斷祈禱，相信天主會幫助他們。人做不到的，天主會做到。一天，若瑟又送病人到地區醫院，他去探望他的老同學，「我
有好消息」。他告訴若瑟，「市公安局長有了困難，他要我幫助」。「什麼困難」。「他的獨生子結婚八年，沒有生子，他有先天性的缺陷，不能生育，他需要動手
術。當地外科醫生為他開了兩次刀，都失敗了。他需要專科醫生，只有上海才能找到泌尿科外科醫生」。
按照中國傳統說法，一個家庭沒有兒子是莫大的恥辱，人們認為這個局長和兒子做了缺德的事，絕了宗，想挽救他的名譽，這位局長極度渴望有個孫子。局長問過若瑟的同學，「你能幫我在上海找到一位好的泌尿科醫生來解決我兒子的問題嗎？」
「我在上海不認識這樣的人，我的原籍不是上海。你可找何醫師，他的家庭祖籍上海，他的父親、伯父都是醫生，他一定在上海認識泌尿科醫生，也許你可找他談談」。若瑟的同學對局長說。
「我不方便跟何醫師談，因為我逮捕了他」。局長說。
「讓我來先跟他談談，我倆是好朋友」。
「好，那就請你跟何醫師談談」。
這是一件好消息，是一件極大的好消息，若瑟的同學說：「假如你能幫他，他也會幫助你，他會替你平反，一切將會圓滿成功」。
若瑟安排了一切，他的一位姑母，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工作，她能找到一名泌尿科專家。若瑟的親戚不僅找到了泌尿科專家，同時在做手術前，把局長的兒子接到家住了整個月，如此，他才可以登記為該區的臨時居民，只有當地居民，醫院才接做外科治療。
這個兒子的手術成功了，六個月之後，他的妻子懷孕了。他們家不但將有小孩，而且還是個男孩，整個家庭，尤其這位局長高興得不得了，他將挽回他的名譽，若瑟也非常高興，終于他有機會平反了。
一九七八年秋天的某一日，若瑟陪送病人到地區醫院時，也決定去訪問局長，在他幫助局長的兒子之前，他決不可能通過公安局的警衛到局長的辦公桌前。
「你來找誰？」警衛在門前問他。
「我來找局長」。若瑟回答。
「你叫什麼名？」
「何醫師」。
警衛打電話進去。局長說：「讓他進來」。若瑟進了辦公室。
「請坐，請坐」。局長很奉承地招呼他。命令手下倒茶來。
若瑟啜飲一口茶還不及開口說，局長先開口：「我知道你的情況，別擔心，要有耐心。回到你的勞改營，我會圓滿解決你的問題。先回去，忍耐一下，幾個月之內，我會糾正你的案子，不要擔心」。
四個月之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若瑟終于收到一封等很久的好消息。他打開信封，裡面載道；一九六○年，國際形勢緊，我們猜測蔣介石要竄返大陸，在此情況
下，我們懷疑何若瑟是間諜，因此我們逮捕了他，把他送去勞動教養，受到我們的監督。在教養所，他是以反革命份子對待。那是不正確的。我們了解他不是反革命
份子，我們宣佈他釋放，回到他原來工作單位地區醫院恢復工作」。
此信不單單平反了他，還恢復他的原職。他搬出了勞改營開始設法把妻子和兒子弄出來。又是這位局長，他掌管勞改營的幹部，他親自到勞改營對管理就業人員的幹部說「釋放何凱玲，讓她與丈夫一起離開這裡，搬到地區醫院去」。
「我怎能釋放她，她的案子沒有平反，她仍是這裡的就業人員。我們需要英語老師，我們不能釋放她」。
「誰是當家的？」局長拍著桌子吼叫起來。「到底誰是負責人？釋放她」。
凱玲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被釋放，但是她需要工作，局長又幫了忙，掛電話到教育局，「我認識一位很好的英語老師，你們能在地區第二中學安排一下工作？」
學校行政部門知道這位局長的權力時，立刻為凱玲安排一個職位。他們也高興得到了一位好教師，也供應他們一間兩房一廳的公寓房子還有餐廳，這對他們來說是從來沒有想到過的這樣奢侈享受的住處。
若瑟和凱玲走出了勞改營之後，就開始想要離開大集中營中國，他們想投奔到自由世界。他們下一個夢想中的目的地是當時英國管轄的香港。
他們決定好好地巴結局長和他的家人。幾乎每星期至少兩三次，下班後帶著小若瑟到局長的家走動，去看他們的小孫子。他們從不空著手去，他們一定帶著禮物給局長的小孫子，凱玲的父母親每月從香港寄來些錢和包裹，有一次，他們寄來一個計算機，又有一次一個HiFi音響錄放機，這些泊來品送禮在當時的中國是很稀有的禮物。
起初，若瑟和凱玲絕不提及他們要移居香港的長期計劃，稍後，他們才秘密地決定由凱玲向局長夫人談，試探一下反應，這仍然是很危險的，因為他們要到資本主義的香港去，很可能被控為叛國投敵。
「我是父母的獨生女」，凱玲撒了謊，她的上海的姊姊也在想辦法到香港和父母在一起。「我的父親已二十六年未見到我了」。這句倒是真話。「他們在香港有財
產，但沒有子女在那裡。如果他們離世而沒有子女繼承遺產，英國政府就會充公這遺產。因此我們必須到香港去繼承了財產，然後回到祖國來」。
好幾次，她在談話中提到香港這兩個字，最後，夫人說：「讓我跟丈夫說說看」她真跟丈夫說了。
隨後的一次探訪中，她向凱玲說：「我丈夫會考慮這個問題。」有一晚，局長宣佈說：「我有一個好消息，我可以幫助你們到香港去繼承財產，首先，我們需要你
父母的邀請信」。數星期後，來了一封由律師證明有關繼承財產的一封信，局長肯定了這是經過當地市政機關部門批的。然後若瑟到省公安局去申請。──此路不
通。──
若瑟只得再見局長說：「你的上級沒有批准我去香港」。
「讓我想一想，我來跟他說」。局長回答。
兩個星期後，局長帶來最新消息和需求。「我需要一台32吋屏幕的新力彩色電視機送給他」。局長說。
那時候，整個大國，在北京只有一個彩色電視台。凱玲仍然要求她父母親幫助。他們非常識時務，不只買了一台，而是買了兩台，一台給省局長，一台給市局長。
真是皆大歡喜，現在若瑟所要做的是到省局長處去取得那批准的申請。他於半夜到局長家，敲了門，門只開了一個兩英吋的縫。有人從裡面告訴他，翌日上午十點
到省局長辦公室去。第二天上午，局長握著若瑟的兩份申請書，為了掩蓋自己的窘態，他裝模作樣以小小的藉口解釋為什麼沒有批准若瑟原先的申請書。
「你看，你的申請書不對，看，那裡也不對，照片太大。不要擔心，我給你一張新的申請表格，我會教你怎麼填」。局長說後，填了兩張表格，一張是凱玲的，另
一張是若瑟和兒子的。「啊！你的照片太大，那不是大問題。我可用剪刀修剪，現在可了」。他邊說邊拿著照片。然後，「碰」的一聲，把大印蓋在申請書上。完成
了。
真是難以置信，若瑟和凱玲幾天內安排著離境，他們只攜帶很少隨身物品，其它一切都留在家，飛到廣州。火車實在太慢。第二天，他們走往邊界。
那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又熱又擠。數千人排長隊在檢查站等待，每個人希望他們的名列在出境名單上，那天只有七十二個人可以出境。
若瑟、凱玲和四歲大的小若瑟排到警衛跟前。「不，她不能去，她的名字還沒有到在等候的名單上」。那個幹部說。若瑟早已準備好了，他買了二十包進口Marlboro香煙裝在拉鍊袋裡，備用。這下，用上了。
「我的小孩不能沒有媽媽一起走」。若瑟說時，他小心地把拉鍊袋移到幹部身邊，那幹部很清楚看到口裡是美國香煙，他收下了。
若瑟心裡想：「啊！有希望了，他收下了」。
「好吧，等一個小時，假如有人在等候單上卻不能出去，她可能有希望」。
於是，他們等了一個小時後又去問他。
「走，快走」。
若瑟背著小若瑟，手牽著凱玲的手，走過了著名的中國與香港的大橋，羅浮橋。這時已是中午了。
凱玲心悸有餘，她不知道他們是否仍在中國土地上。她問：「我們已經到了香港嗎？」
若瑟看了看前上方。「喔！這是英國旗子。我們已經離開了地獄。感謝主，我們現在自由了」。
他們倆，又疲乏，又口渴，在街上向小販買了一瓶可口可樂，共享自由的第一份飲料。他們環顧四周美麗的建築，凱玲說：「我們也許沒有足夠的錢乘車到父母家」。凱玲說著，走到公共電話亭，撥了電話號碼。
凱玲父親接的電話，問：「你是誰？」
「我是凱玲」。
「什麼？」
「我在香港」。
「我不信」說時，差一點暈倒。凱玲的母親接上電話。
「你們真正在香港嗎？」「是的，我們已經過了邊境」。
感謝天主，勞改營中天主兒女的愛情故事，暫告一段茖。
附註：若瑟、凱玲和小若瑟在香港住了七年。
一九八○年十一月，他們的第二個兒子在香港出生，最後他們移居美國。
在《The Lark and the Dragon》書中，凱玲敘述了二十年間在好幾個不同的監獄和勞改營忍受迫害的親身經歷。此書可在網路電腦資料上取得。1993年10月凱玲和若瑟把這本書呈獻給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二○○六年八月四日，何凱玲在全家祈禱氣氛中回歸天家。
勞改營中
天主兒女的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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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者：Theresa Marie Moreau
譯 者：黃崇文
出版者：九八編輯委員會
中國教會殉道史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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